但这样的行为，涉及到其他卖家的数据权属和使用规则问题，需要从数据法的角度，而不是从自我优待的角度，来进行规制。

首先，旨在挽救市场失灵的政府监管可能会导致政府失灵，从而产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但是，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任性的冲动，从而导致监管者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和平台自我治理的活动，例如对平台至关重要的交易撮合、定价机制（如平台和商家、骑手的收入分成比例、差别化定价）以及相联系的算法的直接干预。

尽管整治行动在发起之时并没有设定一个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表，也没有来自权威机构和媒体关于何时结束的书面告示，但从专家、财经评论员、以及业界惯有的敏感性和反应来看，告一段落的判断应该是一种共识。资本的贪婪也具有两面性，而非全然是负面的。在整治行动期间，阿里巴巴商业帝国可谓受到了重创。由于东亚的政企合作模式更多地地带来了高增长奇迹，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模式的诸多弊端：为官商勾结和设租——寻租打开了机会之门，从而成为腐败的温床。这让人难免联想到东亚发展型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差别和比较。

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三）：从反垄断政治学的角读看， 學人Scholar，2021年9月30日。另外，作为互联网领域一个图腾式人物，一个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物，同时也作为中国名片为全球所知的马云，几乎已经完全从大众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不确定性有着三个来源：首先，经济活动天然的具有随机性、非规律性特征。

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出发，如果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企业家还是社会团体都是出于一种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将制度和政策看成是一种刚性的、外在的约束，从而通过精明地算计寻求自身的最佳应对策略，或者抱着搭便车的心理，寄希望于其他人为公共品付出而自己坐享其成，那么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就会不足，也就是说不会有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出现。例如，信念和大流行之间没有关联吗？再例如，对于经济体量为全球第二的中国而言，能将外部环境看成是完全的外生和独立变量吗？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得预设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以免落入对四个因素之间关系纠缠不清的陷阱中。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私人的谨慎和保守行为还可能导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从而使消费和投资刺激政策存在失效的风险。事实上，大流行的一些影响，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之大是过去四十年所从未有过的，这就是确定性的一个事实。

如果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的轨迹，就会发现当前的增长下滑和低迷并非毫无征兆，只是人们没有对一些明显的信号给予认真的对待，从而更及时地更新既有的信念。但如果仅仅意识到不确定性是一种挑战，而不能发现它同样也潜藏着机遇，那么我们就注定会陷入悲观主义并被悲观主义所压垮。

显然，宏观经济的大幅下滑和低迷对之前的高增长信念是一个巨大冲击，虽然不至于摧毁高增长信念，但确实不再那么坚定和乐观了。还有像一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教育培训行业的大规模整治，也对行业和投资者行为带来了难以预期的影响。除了上述因素外，西方国家的高通货膨胀及其紧缩政策可能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危险，也使得国际经济前景变得飘忽不定。其次，疫情何时结束和回归正常也同样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通过一系列的消费补贴和刺激政策，空前规模的新基建扩张计划，以及供给端的面向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加上房地产领域的管制放松政策和稳定政策，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冲击。自从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内，无论是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企业高管还是财经官僚在预测和描述未来的经济前景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确定性 一词[1]。不确定性一词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汇，是对经济活动未来状态的一种描述和判断，但现在却成为一个与负面有关的词汇。还有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也将为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业务的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最近这些年，我们见证了监管自主性的空前增长，这种增长可能已经使得监管自主性能力从一个极端（过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高）[7]。如果从福祸相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思维出发，就会发现机遇与挑战并存 并非是一种说说而已的套话，而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规律。

这里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上述四种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答案同样是不确定的。例如，相对一国国内经济，全球经济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如大流行、俄乌战争等会带来极端不确定性。

它只会导致全球经济的更进一步衰退，从而更加证实之前的寒冬预言。可以预计，这不会是今年预测数的最后一次调整。参见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怎么会错得这样离谱？，载《比较》2009年第5期，中信出版社。注释： [1]在百度中对含有不确定性和经济的网页进行联合搜索，发现6370个网页。这种自我实现的最近的一个例子与网上流传的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有关。要适应信念的转向，习惯不确定性或者将不确定性当成一种确定性，人们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时期。

相反能力过大则会导致监管者的过度作为甚至是滥用权力，导致对其他行为者的掠夺和对创新的压制。不确定性同样也潜伏着诸多机遇。

●信念的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1978年以后四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4%，增长率之高和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举世无双的。但随着高增长被各种内外部冲击所打断，增长下滑以及市场前景变得不确定，依赖金融杠杆的过度扩张的弊病暴露无遗：营收大幅低于预期甚至是下降，导致利润下降甚至是巨额亏损，进而带来流动性不足并触发债务危机，这使得许多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和企业集团陷入被接管、重组或破产的困境

●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与国内不确定性增大一样，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也在持续增强，并且被视之为一种极端不确定性。这包括：通过扩大内需从而降低经济总需求的波动，以应对贸易冲突和去全球化不断加剧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以应对高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冲突以及国际供应链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相反能力过大则会导致监管者的过度作为甚至是滥用权力，导致对其他行为者的掠夺和对创新的压制。另外一个确定性的是，如何应对这一冲击，尤其是统筹和兼顾防疫和增长这两种既互补又消长的复杂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所在。参见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怎么会错得这样离谱？，载《比较》2009年第5期，中信出版社。例如，旨在通过严格限制企业解雇员工以保障就业岗位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导致企业不愿更多地雇佣人员。

还有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也将为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业务的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其中，如何将不确定性激发的整个社会对确定性的期盼和激情，转变成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整的具体行动，是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作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负有盛名的国际权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以及主要的国际投行，在最近两年都极其频繁地修正其关于全球和地区以及主要经济体年度增长率和中期增长的预测，这使得这些预测看上去如同儿戏，声名扫地。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出发，如果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企业家还是社会团体都是出于一种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将制度和政策看成是一种刚性的、外在的约束，从而通过精明地算计寻求自身的最佳应对策略，或者抱着搭便车的心理，寄希望于其他人为公共品付出而自己坐享其成，那么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就会不足，也就是说不会有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出现。

不确定性潜藏的机遇 不确定性是一种全然负面的因素，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吗？有太多的理由这样认为：从心理上来看，它制造并加重人们的焦虑情绪，尤其当经济活动呈现下降趋势时，还可能导致悲观主义情绪的蔓延，从而使得经济下滑或低迷甚至成为一种自我实现。而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与收入下滑的结合，势必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的危机。

按心理学的解释，人们天生喜欢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因此而获得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带来的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会让人感到威胁、焦虑和沮丧，从而引发负面情绪。以今年国际货币基金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为例，今年1月份的预测为4.4%，到了4月份就下调到3.6%，7月份又再次下调为3.2%。能力不足会导致监管者难有作为，也就很难做到产权和创新的有效保护，也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而破坏公平竞争。相比于疫情之前，人们的购物和消费更多地由线下转入线上，电子支付更为普及，学生更习惯于线上授课，各种会议也更多地从线下转向线上。

从制度性改革来看，尽管人们对如何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领域、方向、路径和策略有着广泛的争论，但却已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是应对国内外多重不确定性，重回中高速增长的治本之策。●打破公共品困境 制度和政策的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公共品。

注释： [1]在百度中对含有不确定性和经济的网页进行联合搜索，发现6370个网页。2021年，由于之前一年的基数过低加之抗疫和经济恢复方面的双重努力，经济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复苏，增长率暴涨到8.1%。

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非理性行为向理性行为的回归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一代价是一种短期的阵痛。●企业和地方的行为趋向理性化 正如之前我们指出的，关于四十年高增长所形成的信念，也滋生了企业和地方严重的非理性现象：由于宏观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和利润的增长是高度确定性和可预期的，因而企业为了更快地实现规模扩张和多元化扩张，往往依靠信贷和高债务杠杆进行疯狂的、非理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冲动及其风险的不断聚集，往往被经济繁荣甚至泡沫现象所掩盖。